《財經》主持人語

　　2005年8月12日，紐約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貨價格一度突破了每桶67美元的關口，創下了23年來的最高記錄。而就在四天內，美國總統布什剛剛簽署了2005年《能源法案》，希望通過開發可再生及清潔能源，舒緩長期的能源安全焦慮。

　　但是迄今為止，60美元/桶的高油價“幽靈”不僅沒有平息的跡象，反而越燃越烈。

　　作為全球第三大進口國以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消費國，石油對于中國而言，自然絕非簡單的單一能源產品問題。它已經由表及里地觸及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各個層面，甚至影響到它直面世界的姿態。

　　6月下旬以來，圍繞著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下稱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演繹的種種風波，最終以中海油退出而結局。但這一綿延經月的事件，更把石油問題的復雜性暴露得一覽無余。

　　當然，石油問題遠非中國能源沉疴的全部。時至今日，全國大范圍的電力供應緊張乃至短缺已經進入了第三個年頭；連以前的必保之地、“首善之區”北京市，今夏也未能幸免。進入8月以來，成品油供應緊張再次席卷珠三角地區，廣東省首當其沖。

　　究竟是兩大石油公司借以要挾政策，或是扭曲定價機制下的成品油“逆向走私”加劇了這種短缺，目前仍存爭議。但有一點是不存在爭議的，即必須加快改革現有遠未健全的石油市場機制。

　　6月2日，國家能源領導小組正式成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自擔任組長，辦公室主任則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稱發改委）主任馬凱擔綱。這應該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信號，但顯然，這并不是句號。

　　正在這樣的背景下，《財經》雜志近日邀請了三位業內專家，就中國能源問題，尤其是石油問題分享各自的見解。他們分別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泰、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長周大地、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經濟技術研究院副總工程師曹曉晞。

　　對于仍處于高速工業化進程以及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的中國而言，能源問題或許仍將繼續展現其更多的側面。這些不確定性勢必將影響最終結果，但并不會削弱我們探求的努力和勇氣。

　　不僅僅是供應的問題

　　《財經》：早在2003年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曾經聯合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等機構，對到2020年的中國長期能源需求進行了預測。從這兩年的實際情況看，是不是能源需求的增長比預測的更加嚴峻？中國應該采取什么樣的長期策略來應對？

　　陳清泰：這兩年能源需求增長過快。改革開放后的20年，中國基本上實現了能源消耗翻一番，GDP翻兩番。但最近幾年，能源消耗的增長遠遠超過GDP的增長。我認為，這個現象非常值得關注。

　　當然，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對能源的依賴程度也會有所不同。現在中國處于工業化的這一階段，對能源的依賴程度的確較高。但是，像去年GDP增長9.5％，石油消耗增長19.7％、電力消耗增長15％的現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對于日益趨緊的能源問題，我們不僅需要解決供應的問題，還必須研究需求和需求結構——為什么這個階段能源需求增長會這么快？這種勢頭會不會再延續？如果延續，會到什么時間？中國的承受能力到底如何？之所以形成當前的局面，跟中國的增長方式和結構有很大關系。

　　一方面，中國的能源消耗過快增長；另一方面，能源利用效率又比較低。有關研究表明，中國的綜合能源效率比國際水平低了10個百分點。我國高耗能產業比重高，而且從單項指標來講，我們的發電能耗、噸鋼的能耗等等都與國際先進水平差得很遠。

　　這幾年出現了一種看法，認為中國進入了重化工業階段，而重化工業化是發展的必經階段。對這種輿論，吳敬璉先生有過針對性的批評。他指出，把一種已經被實踐否定的過時的增長理論當成發展經濟學的普遍真理，并用以預定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顯然是不合適的。

　　現在，許多地方政府把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簡單化為本地工業的重型化，大搞鋼鐵等高耗能行業。像河北一個省的鋼鐵生產能力至少有6000萬噸，顯然，本地的能耗、資源以及環境無論如何都承受不了。如果按照重型工業化的方向搞下去，能源消耗必然直線上升。

　　另一方面，我們涉及節能的政策執行得非常差，目前仍然是喊得比較多而實際采取措施非常有限。以建筑業為例，有研究表明，能源消耗增量的部分中，建筑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中國每年在建的建筑面積大約為20億平方米，每年完工的建筑面積是18億到20億平方米，而其中真正符合國家節能標準的——更不用說國際先進水平——不足5％。我們現在仍然在建造未來20年、30年甚至40年高耗能的建筑。

　　我現在感覺到焦急的是，雖然建設節約型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基本國策已經定下來了，但是很多政策調整遲遲沒有到位。

　　周大地：這兩年中國能源消耗增長的確過快，這和現在經濟的外延性擴張趨勢有關系。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吸納了很多制度性動力，體制變化的效益很明顯，但現在的增長來自機制變化的不太多。

　　目前各地都想在短期內加快經濟增長，但真正要搞高科技、服務性行業等需要更多的準備，包括教育、科技、人的能力以及市場進一步成熟等。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就在算，什么項目能把GDP快速搞上來、哪些工業是可以鋪攤子的、哪些工業好像是沒有市場風險的，等等。

　　于是，靠資源、原材料的投資拉動經濟，就成了各地的一個明顯的選擇，所以說，“重工業化”不是說中國經濟真到了這個階段，而是實際上就靠這個過程來拉動產業擴張，形成了重化加速的進程。這些高能耗行業比其他行業多消耗的能源不是百分之幾十，而是成倍！幾年積累下來，就造成了一個長期以來我們沒見過的現象——表面上經濟增長僅僅是相對比較高的速度，通貨膨脹也并不嚴重，但是能源的消耗卻增加很多。

　　實際上，當年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度為14%、15%的時候，能耗增長只有7%到9%；現在則倒了過來，經濟增長7%到9%，而能耗增長14%、15%。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的確還未從外延式走到內涵式，走到靠技術進步、靠質量提高的道路上來。

　　這兩年，中國的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服務業本來就薄弱，所占比重反而在下降；第二產業比重已經很高的沿海省份提出要加強重化，而在工業比重相對較低的不發達地區，更是要借助于工業拉動經濟。這種GDP比拼依靠的是高能耗產業，是以土地、礦產資源、能源以及整個環境為代價的。

　　《財經》：最近國家能源領導小組的成立，對于中國的長期能源戰略而言有什么積極的意義？應該如何來看重新組建能源部的呼吁？

　　周大地：（成立國家能源領導小組）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對中國能源問題的思路的整理、戰略的開拓會有很大的加強。發改委主任馬凱擔任小組辦公室主任，原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總經理馬富才和發改委能源局局長徐錠明擔任副主任。它正在組建一個精干的班子，來討論重大的能源發展問題。

　　曹曉晞：能源領導小組的成立會產生哪些具體的重大影響，目前還不好估計。但在國家高層的關注下，肯定將更有利于一些問題的解決和能源戰略的順利實施。但是否重新成立能源部，條件還不成熟。因為目前規范企業運行的機制還不成熟，政府部門也還沒有真正學會如何遵循政企分開的原則。如果成立一個跨幾個行業、管理面很寬的能源部，恐怕會出現“管不了，管不好”的局面，難以很好地履行其宏觀管理和行業協調的職責。

　　陳清泰：能源除有供應、消費問題，其結構問題對未來的環境和發展影響會非常之大。目前中國的一次性能源需求中，煤炭占了將近70％的比重，這在全世界的大國中是絕無僅有的。中國未來能源結構到底如何，應該有一個戰略性的機構來統籌考慮。

　　在本屆政府機構改革的時候，有人就提出重新組建能源部。但是幾經猶豫，最后還是沒有考慮。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曾于1988年成立過能源部，但在1992年機構改革的時候被撤消。現在距離被撤消的時間并不太長，就暫時沒有考慮。

　　石油安全老路不通

　　《財經》：如何看待中國石油消費的增長對于世界石油市場的影響？國際上普遍的觀點是，正是由于中國需求的增長，導致了高油價時代的到來。

　　周大地：目前國際油價很高，應該是市場失效的結果。市場在什么條件下失效？一個是壟斷，一個是非市場干預。

　　需求比較旺盛，供給能力相對偏緊的因素不能說沒有。比如中東，過去分析它有每天幾百萬桶甚至曾經有1000萬桶以上的剩余生產能力，現在只有150萬到200萬桶了。實際上，剩余能力很多是受政治因素和非市場因素影響的。伊拉克、伊朗、委內瑞拉還有蘇丹等產油國，都是一些非市場因素在起作用。

　　另外，歐佩克是一個壟斷性的卡特爾組織，希望通過控制石油供給來控制市場定價，這不是一個完善的市場狀況。

　　陳清泰：現在國際油價從每桶25美元上漲到60美元，不可能是因為來自中國的需求增長過快造成的。短期的因素可能有投機基金炒作。因為從石油供求關系上看，沒有什么非正常的異變；中國的石油需求增長幅度，都還是在可接受的范圍內。當然也有美元貶值的問題，（油價）從歐元的角度感覺就不一樣。

　　曹曉晞：雖然主流理論都認為石油是不可再生的資源，但導致目前高油價的原因，主要還是幾點，包括全球石油需求超出預期，導致供需關系相對緊張；地區緊張局勢的加劇，更加重了對石油供應的擔憂。此外，投機炒作和美元貶值也都是重要因素。在幾個因素的影響下，目前的油價已經偏離了一般均衡增長的軌道，出現了非理性上漲。

　　埃克森美孚等四家美國石油公司研究認為，過去20年間一共出現過五次油價大幅攀升，而隨后油價平均跌幅高達54％，這次也不會例外。但更多的研究認為，種種政治不安定因素，以及由于供需關系緊張和石油資源開發投資不足，提高了“供應安全”貼水和“石油短缺”貼水。除非需求暴跌，否則世界石油供應在今后若干年內幾乎肯定處于緊張狀態，重新回到“廉價石油”時代的前景并不樂觀。

　　《財經》：中國幾家大的國家石油公司向海外擴展的模式，從現在的政治經濟形勢而言，是不是空間就比較有限了？

　　曹曉晞：空間肯定是有限的。像中海油收購優尼科這樣的機會，多少年才碰上一回，不是經常發生的，而且頭一次就遇到這么大的阻力。這種機遇其實非常難得。假如收購成功的話，會使中海油的資源儲量、市場占有率有很大的提高。因為如果光靠在海外搞風險勘探，進展會非常慢，實現它的戰略目標相當困難。

　　雖然中海油的規模不算太大，但與世界上的獨立石油公司相比，還是數得著的，當然這跟它的上下游一體化發展程度有關，它的上游業務還是不錯的。

　　陳清泰：像冰箱、制鞋、服裝廠這些企業，中國人在海外可能買走就買走了；但是像石油，在美國人看來還是屬于“富人俱樂部”的。總之，他們心理上就會有一種抵制，很難接受。

　　《財經》：中國的石油企業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走向國外的。截止到目前，在拉丁美洲、中亞和北非等地，都已經有了一些油氣的收購、開采和勘探。但無論是中石化、中石油以及中海油，他們的海外戰略在俄羅斯以及里海地區等，也都遇到一些挫折。從長期來看，中國的石油公司是否還有機會成長為英國石油、埃克森美孚，或者像殼牌這樣全球性的石油巨頭？

　　曹曉晞：從中石化自身來看，2020年的發展遠景是爭取成為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跨國性公司。如果問“能不能做得到”，我們認為有希望，但難度非常大。

　　要成為相當規模的跨國公司，必須有相當規模的海外業務才行。但是現在從上游來說，海外能夠讓中國石油公司們著手的地方已經不多了。已知的資源豐度高的區域都已經被占領了；邊邊角角的，就算進去了，分量也還是不夠。從上游來說，如果沒有較大規模的購并，照目前的速度發展，到2020年實現目標要付出相當大的努力。

　　現在的想法是，在煉油和化工方面能不能進到中東一些資源國去，那些國家也表示歡迎中國人投資。如果在下游加工領域再開拓，國際化的進度可能會稍微快一點。但是這個事情也剛剛起步，我們自己也缺乏經驗。

　　另外，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時候，收購周邊一些國家的石化企業應該是一個大好時機。但是我們沒有采取任何動作，現在看令人遺憾。

　　從技術方面說，目前全球重要的石化核心專利技術基本都在外國公司手里，中國手中的核心專利不多。在科技上要走跨越式的道路，不走一般的追趕式的道路，做起來困難非常大。

　　最大的問題還是機制體制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徹底解決，我們的科技人員的潛力不能完全發揮，這個差距積累起來就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

　　周大地：從煉油能力、原油產量看，中石化、中石油都算是大公司，從生產能力去看單項的指標相當高。但在綜合經營上——從上游到下游，從技術到管理——我們不如人家。中國石油公司們在資本經營上能力非常弱，到現在為止還是以“生產第一”的。中國的石油企業怎樣從一個專業性的操作公司變成一個以金融資本進入石油市場的投資公司，這個非常關鍵。

　　《財經》：幾位專家對中國的石油安全戰略問題有什么建議？

　　周大地：石油安全是中國構建全球和平發展戰略的一部分。我們即使到外邊去開發，也要真誠地去幫助別人。中國企業主動走出去之后，首先可以增加世界的石油供應量。中國既然是個大買主，就應該去增加石油供應量。此外，如果只當買家，在石油風險中肯定處于非常被動的地位。

　　現在談到所謂安全，首先是經濟安全，也就是不要讓油價波動對經濟造成太大的影響，其次才是戰爭情況下的安全。石油戰略儲備只有在軍事力量極強的情況下才能對戰爭有用。在均勢的狀況下，儲備一點用都沒有。美國的整個能源安全框架，既注重石油安全，也注重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

　　陳清泰：石油安全一般指在可以接受的價格區間內保障需求的問題，供應在特殊情況下也會有中斷的問題，但這是很罕見的。

　　對中國石油公司們來說，最為現實的優勢就是中國有巨大的進口量，可以此為杠桿在上游方面分享一部分利益，以市場換資源。中國現在是一個很大的石油市場，與賣主是一個相互依存的關系。對于石油政治，應該采用雙贏策略。

　　走向有限開放

　　《財經》：根據加入WTO的協議，在去年12月11日，中國已經對外資開放了成品油零售市場，明年12月11日還將進一步開放成品油批發業務。這對中國的石油安全會有什么樣的影響？

　　周大地：中國人往往認為“全部自己包辦”就是最安全的，實際上不是。允許外國石油公司在中國市場銷售石油產品，就在上下游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害關系。這對中國是有利的。

　　《財經》：今年以來，國務院也出臺了規定，鼓勵包括石油行業在內的戰略性行業對內開放，特別是對非公有資本開放。如何看待這一開放的前景？

　　周大地：提高中國石油產量和石油產品的質量，使終端消費者得到更好的產品和服務，這是開放的目的。三大國有石油公司仍有“船大不調頭”的問題，幾十萬上百萬人的企業要高效很難。陜北油田放給民間來做，其結果是把產量從每年十幾萬噸提高到了每年700萬噸，這是個好事。

　　但是，石油行業的門檻是非常高的，一口井往往就要投資一兩千萬元。目前的重點尤其在上游，應該放在三大石油公司之間的競爭，以及已有的大能源集團之間的互相滲透方面。

　　陳清泰：石油確實是一個投資規模很大、技術密集度很高的行業，從世界上看，它的主力軍也不過是幾大巨頭而已。我想也不排斥民營經濟進入，據我所知，國外也有一些中小公司甚至個體戶在從事石油業務。整樁油礦開采之后一些邊邊角角的剩余，或者是一些特殊儲量結構的礦，比如陜北的“雞窩礦”之類，就可以由他們來發揮優勢。

　　曹曉晞：從道理上講，從上游到下游，民營企業都可以進來。但是從國際上來看，石油行業的寡頭壟斷是一個規律性的現象。

　　《財經》：目前的成品油價格社會上非常關注，普通消費者抱怨很多，認為上漲幅度過大。但兩大石油公司自己也覺得委屈，如何看待這種現象？陳清泰：從2000年開始，中國的成品油價格與國際接軌。最開始是與新加坡市場油價保持一定的關系，到2001年調整到以三個國際市場的加權平均價格為基礎定價。但2003年以后，國內油價又與國際油價脫鉤了。政府脫鉤的目的，似乎是為了控制通貨膨脹率，但通貨膨脹率是否應當用這種人為的辦法來改變？通貨膨脹本來也是社會資源供需關系平衡的一種結果，人為控制價格會造成一系列的問題。

　　與國際石油市場價格脫鉤的另外一個結果，是現在國內煉油業務的大量虧損。今年上半年，中石化的煉油廠已經虧損了155億元。

　　還有一個現象也需要反思，就是燃油稅的問題。政府打算推出的燃油稅調整實際是非常溫和的，沒有傷害消費者的利益，只是把從前的養路費通過“費改稅”，轉變為燃油稅而已，原則上不增加總量負擔。即便是這樣，燃油稅出臺的全部準備工作都已經完成了，還是沒能出臺。說是“擇機”出臺，就是說在國際油價處于低位的時候出臺，但事與愿違，國際油價一路飆升。早先曾經說過燃油稅可能在油價位于每桶25美元以下出臺，目前看很明顯遙遙無期。

　　曹曉晞：從今年上半年形勢看，由于國內汽柴油價格與進口原油價格倒掛，中國的兩大石油石化集團不僅煉油業務出現了虧損，加上零售業務以后也整體上是虧損的，能盈利的就是油田和化工業務了。

　　政府調整成品油定價多年來一直非常謹慎。惟恐油價提高一點，對下游的生產廠家和消費者會造成過大的影響，這種慎重的態度一直保持到現在。結果中國成了世界上油價最低的國家之一。

　　國內成品油的定價自2003年SARS風波之后實際上就與國際價格脫鉤了，好像是進入了一種“非常時期”，而且這個時期到現在還沒有結束。這恐怕是成品油價格機制改革的一種倒退。

　　周大地：燃油稅要盡早出臺，這個我贊成。政策性的調整應該在市場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現在為了怕通貨膨脹就壓住幾個能管住的價格，這個做法恐怕是有問題的。

　　《財經》：鑒于國內成品油的定價機制是滯后并且扭曲的，很多人提出“石油定價要逐步走向實時價格變動”。現在看來，一下子調到這樣的位置是不是比較困難？

　　陳清泰：我認為比較現實的第一步還是和國際油價重新接軌，就像從前一樣。

　　石油帶有一定的公共品性質，牽涉面很廣，包括對農業等比較弱勢的產業都有影響。先把和國際油價的聯系建立起來，給消費者一個比較正確的信號。信號正確了，市場自然會作出應有的反應。

　　另外，推出燃油稅是建設節約型社會、緩解石油安全問題的重大舉措；同時，增加一塊資源稅，這是很大一筆持續可以得到的而且不斷增長的錢，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可以通過減別的稅來保持總賦稅不變。這里面可能牽涉到對農民補貼的問題，最好采取直接補貼的辦法，不要搞雙重價格，雙重價格已經讓我們吃了不少苦頭了。

　　周大地：這和現在的市場壟斷狀態還是有關的，自我定價等于是讓它自我約束，實際上做不到。國際上的慣例是鼓勵各大石油公司之間的競爭。大公司之間不應該有一個地域劃分，那不是一個好的方向。競爭可以有不同方式。只有在市場有足夠多的主體的情況下，通過市場的競爭有效地抑制壟斷性暴利價格，政府才能真正不去管這個價格，否則還是要控制暴利性價格，以保護消費者利益。

　　中國怎么能做到既要競爭又要保護國有大石油公司的國際競爭力，還有很多可以探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