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經過漫長的進化和知識的積累，早已經成為主宰地球的生物了。但是，被我們主宰的地球的承載力卻又如此有限。且不看資源的儲量和分布，環境問題就成為人類在20世紀乃至更長時期共同面臨的難題之一。而與環境問題有關的新型金融——碳金融（carbon finance）的出現和迅速發展或許為化解這一難題找到了一種方法。

    說到碳金融，首先不得不提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和清潔發展機制 (CDM)。

    《京都議定書》

    1988年，為了給各國決策者提供有關氣候變化的權威性科學信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和世界氣象組織（WMO）成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任務是評價人類對氣候變化的科學認識的最新進展，評估氣候變化對環境和社會經濟的潛在影響，并提出切合實際的政策建議。委員會1990年發表了一篇報告，其結論是：人類活動排放的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的累積量不斷增長。假如不采取措施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到下個100年之前 “將導致地球表面在平均意義上的額外變暖”。該報告呼吁達成一個國際協議來應對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的威脅。

    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地球峰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大會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公約確定的“最終目標”是把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一個安全水平。這個安全水平必須在某個時限內實現，并低到足以使生態系統自然適應全球氣候變化，確保糧食生產不受威脅以及使經濟發展可持續。為達到這一目標，所有國家都有以下一般性義務：應對氣候變化，采取措施適應氣候變化的影響，提交執行框架公約的國家行動報告。當時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已經收到186個國家和區域一體化組織的正式批準文件。公約根據公平原則以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要求工業化國家首先采取行動，因為發達國家人口占世界的22％，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卻占世界的66％。公約要求在2000年底以前將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到本國1990年的排放水平，且必須定期提交“國家信息通報”，詳細闡述本國的氣候變化政策和規劃，以及本國溫室氣體排放的年度清單報告。為落實公約，工業化國家于 1997年 12月正式通過《京都議定書》，為 38個工業化國家（包括11個中東歐國家）規定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限制排放義務，即這 38個國家在2008～2012年的承諾期內，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從1990年的排放水平平均降低大約5.2％。限排的目標覆蓋6種主要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京都議定書》還允許這些國家自由組合選取以上6種溫室氣體來規劃各自的國家減排策略。后來，各國政府還就如何執行《京都議定書》達成了比較全面的規則——《馬拉喀什協定》。

    清潔發展機制

　　《京都議定書》建立了三個合作機制，分別是：（1）國際排放貿易(IET)：允許工業化國家（附件I國家）之間相互轉讓它們的部分“容許的排放量”（也稱“排放配額單位”） 。（2）聯合履行機制(JI)：允許附件I國家從其在其他工業化國家的投資項目產生的減排量中獲取減排信用。（3）清潔發展機制（CDM）：允許附件I國家的投資者從其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的、并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減排項目中獲取“經核證的減排量”(CER)。

    這些國際合作機制給予工業化國家及其私人經濟實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減排成本最低——實施溫室氣體減排項目的選擇機會，而產生的減排量可用于抵減投資方國家的溫室氣體減排義務。合作機制能夠通過減排項目的全球配置刺激國際投資，為各國實現“更清潔”的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實施手段。

    尤其是清潔發展機制，允許工業化國家的政府或者私人經濟實體在發展中國家開展溫室氣體減排項目，并據此獲得“經核證的減排量”（CER）。工業化國家可以用所獲得的CER來抵減本國的溫室氣體減排義務，因此這一機制還包括核證實施后的溫室氣體減排量（CER）、辦理減排手續以及增補參與投資的發達國家的排放總量。

    清潔發展機制的目的在于，通過促進工業化國家的政府機構以及商業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友好投資，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社會、環境以及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諸如更清潔的空氣和水資源、改善土地利用方式等，以及實現促進農村發展、就業、消除貧困、降低對礦物燃料的進口依存度等，從而實現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雙贏。

    碳金融

    顧名思義，碳金融就是與碳有關系的金融活動，也可以叫碳融資，大體上可以說是環保項目投融資的代名詞，也可以簡單地把碳金融看成對碳物質的買賣。碳物質主要是與上述清潔發展機制中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有關的環境污染物，這些污染物可以在上述機制中進行買賣交易、投資或投機，所籌集的資金可用來投資于減少CO2等排放的環境保護項目。

    一個被公約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國家，凡是超標排放就要進行經濟補償，換句話說就是可以“出錢購買”排放權。有買就會有賣，由此溫室氣體減排量的國際貿易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金融市場。

    發達國家在本土實施溫室氣體的減排非常困難，以日本為例，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為12.4億噸，按《京都議定書》規定日本2008年排放量應減為11.6億噸，但其2002年的排放量已達13.3億噸，不僅沒有減少，與基準年相比反倒增加了7.6%。具有主動權的發達國家希望可以通過實施減排指標的國際合作機制將自己的排放“合法化”，因此碳金融的前景可想而知。

    碳金融市場

    自10年前第一宗碳減排交易成交以來, 碳金融的承諾總量和總金額增長都十分迅速。全球溫室氣體減排交易市場自1996年至今已累計成交2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排放量。原因當然是越來越嚴重的世界環境污染、核準《京都議定書》的各個國家努力實現其減排承諾、國家級和地區級的碳交易市場(如加拿大和歐盟2005年1月開始運行的排放交易市場)不斷涌現?？梢灶A見，作為一項既履行國際義務也有利可圖的交易，全球碳交易量將持續增長，碳金融業也會蓬勃發展。

    有報道說，近幾年發達國家將有約500億美元的投資通過CDM渠道資助發展中國家。許多國家的政府和金融機構積極設立碳基金，參與國際碳金融市場交易。截至2005年底，投入碳基金的資金已達30億歐元，其中的2/3作為政府的采購工具，另外的1/3是私營碳基金。私營公司的介入是一個重大突破，越來越多的銀行、保險公司、對沖基金和貿易公司對CER本身以及相關的項目融資感興趣。在這個特殊市場上，風險管理也變得更加專業化。

    致力于全球發展的世界銀行專門成立了碳金融業務部門(Carbon Finance Business Unit)，還設立了總額達10億美元的8個碳基金，用于全球環境保護項目。2005年底，中國政府與世界銀行就簽署了《建立清潔發展基金諒解備忘錄》。與此同時，我國江蘇常熟三愛富中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和江蘇梅蘭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也分別與世界銀行簽署了清潔發展機制項目溫室氣體《減排量購買協議》，合同金額達7.75億歐元，年交易量為1900萬噸CER，這是世界銀行在中國實施的第一批CDM項目，也是世界銀行新型碳金融機制——傘型碳基金下的第一批項目。世界銀行董事會于2005年12月6日正式批準了這兩個項目，同意購買這兩個項目的核證減排量。該項目的簽署標志著我國與世界上最大的CDM買家——世界銀行在碳基金方面的合作進入了新階段。

    排放大國日本也成立了日本碳金融機構（JCF），前不久該機構從保加利亞的一個風電JI項目購買了2008－2012年期65萬噸CER。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將為相關項目提供貸款，而三菱重工（MHI）則為項目提供技術支持。JBIC還向世界銀行原型碳基金承諾了1.8億美元。

    2005年初，一家私營公司Merzbach Group公司宣布正式成立Merzbach Mezzanine1號基金(MMF1)，為以減排額購買協議為基礎的項目提供長期碳融資服務。該基金首批共從私人投資者處募集2000萬美元，公司打算將MMF1基金的規模設定為1億美元，同時使該基金與傳統的碳基金互為補充。該基金將與世界銀行碳金融業務一起合作。

    設于美國的一個“自愿性”溫室氣體減排額交易市場——芝加哥氣候交易所也不甘示弱，其月份CO2成交量高達13萬噸，交易對象大多是2006年的排放許可權，近期的交易價格在每噸0.9美元左右。

    倫敦也是正在迅速崛起的一個碳金融中心。它是“氣候變化資本”的發祥地，出現過第一家專門辦理與碳有關業務的銀行。“碳托拉斯”也起源于倫敦。

    此外，挪威碳點公司、歐洲碳基金、亞洲碳交易所，甚至非洲、印度等的碳金融交易也都非常活躍。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雖然沒有國際減排義務，但有保護環境和家園的義務。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費國（占世界消費量的31%），我國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居世界第二位，預計到2020年左右，中國的溫室氣體凈排放量將與美國相當。也有統計公布，我國的萬元GDP能耗相當于2.6噸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倍，是日本的20倍。國際上有人認為，要實現國際公約“把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免受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的最終目標，要以中國實施大量減排為先決條件。一派觀點不足為據，但我們面臨的溫室氣體減排壓力由此可見一斑。我國政府已經提出到2010年萬元GDP能耗指標必須降到2.1噸。對中國金融界來說，何嘗不可以把國家和社會面臨的壓力化作難得的市場機遇呢？何況金融界、非金融界同在一片天空下，完全可以在履行共建和諧世界的社會責任之時分享碳金融時代的“蛋糕”。

    林林總總可以圈點的還真不少，要參與碳金融這個小而專業的圈子，可以咨詢政府有關機構和國際排放貿易協會(IETA)，避免盲目交易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