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億級缺口成為發展中國家減排的“資金枷鎖”,全球氣候行動遭遇融資斷層危機。

2025年11月10日,亞馬孫河河口的晨霧尚未散盡,巴西貝倫市的國際會展中心迎來全球197個締約方的代表。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次締約方大會(COP30)在此啟幕,恰逢《巴黎協定》達成十周年,又距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時隔33年,這場被稱為"回歸誕生地"的大會,注定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歷史坐標。
當巴西總統盧拉宣布"臨時遷都貝倫"的決定時,全球氣候談判正式進入"貝倫時間",從規則制定全面轉向成果交付。

COP30的歷史坐標與使命突圍
COP30的特殊意義,根植于三個關鍵時間節點的重疊。
作為《巴黎協定》簽署十周年的"驗收大會",各國需提交2035年國家自主貢獻(NDC),為2030年第二次全球盤點奠定基礎。
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回歸巴西的"紀念大會",它延續了1992年里約峰會開創的全球治理框架,更作為COP29氣候資金目標落地后的執行大會,將1.3萬億美元融資路線圖轉化為施工圖的使命迫在眉睫。
"我們站在亞馬孫河口,就像面對全球氣候治理的十字路口。"《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西蒙?斯蒂爾在開幕式上的比喻,精準概括了大會的歷史定位。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更直言,COP30必須成為"人類攜手應對氣候危機的轉折點",因為世界氣象組織的數據已敲響警鐘。
2024年創下史上最熱年份紀錄,2025年仍穩居前三,若不加速行動,1.5℃溫控目標將在2030年前徹底失守。
與聚焦氣候融資目標設定的COP29不同,COP30的議程表上每一項都是"硬核交付課題"。
大會候任主席安德烈?杜拉戈在會前連發十封公開信,用三個“臨門一腳”定義其核心任務。
《巴黎協定》實施細則已定,只待加速落實;全球排放曲線初現拐點,轉型大勢已成;貝倫大會需成為成果落地的最后推力。
這種轉型體現在三大機制創新中。
首次全面運行《巴黎協定》政策周期,將NDC更新、適應計劃與透明度報告納入統一執行框架;設立"交付成果追蹤機制",對各國承諾實行季度更新、年度評估;開創性建立"氣候行動與民生關聯平臺",將減排目標與饑餓、貧困等現實問題直接掛鉤。
正如前《公約》執行秘書埃斯皮諾薩所言:"最大的挑戰已非雄心不足,而是實施滯后,我們早已畫好路線圖,現在需要的是油門和方向盤。"
行動時代的全球氣候博弈
作為大會最核心的"交卷項",2035年NDC提交情況成為衡量氣候雄心的首要標尺。
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2025 年排放差距報告》顯示,截至9月30日,僅不足三分之一的締約方提交更新版目標,且即便全面落實現有承諾,本世紀升溫仍將達2.3-2.5℃,遠超《巴黎協定》底線。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分歧在此凸顯。
以加蓬、哥斯達黎加為代表的雨林國家提交了"碳中和+生態保護"雙目標,承諾2035年森林碳匯量較2020年提升40%。
而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的目標仍停留在"相對減排"層面,未明確絕對減排量。

最具爭議的是美國,作為歷史累計排放最多的國家,不僅未提交新NDC,更未派出高級別代表團參會,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直言其"在關鍵時刻逃避責任"。
中國的提交成果成為重要標桿。
會前發布的《碳達峰碳中和的中國行動》白皮書顯示,中方NDC首次覆蓋全經濟范圍及所有溫室氣體,明確2035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較2020年下降65%以上,并將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氣體納入總量控制。
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在甲烷峰會上強調:"這一目標需要艱苦努力,但中方的承諾從不打折扣。" 截至10月底,中國已與43個發展中國家簽署55份南南合作備忘錄,為其NDC實施提供技術支持。
"資金是貫穿大會的關鍵議題,也是檢驗承諾可信度的試金石。" 埃斯皮諾薩的判斷,在談判中得到充分印證。
COP29確立的"新集體量化氣候資金目標(NCQG)",2035年前發達國家每年提供3000億美元,在貝倫大會進入執行階段,但圍繞資金性質、分配機制的博弈異常激烈。
發展中國家聯盟明確提出三大訴求:資金應以贈款為主而非貸款,避免加劇債務負擔;設立 "損失與損害基金" 特別通道,優先支持小島嶼國家;建立獨立監督機構,追蹤資金實際使用效率。
而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則主張"公私合作主導",要求發展中國家同步提高氣候政策透明度。
巴西提出的"熱帶森林永續基金"成為突破點。
該基金創新性引入"生態系統服務付費"機制,由歐盟、中國等出資方按森林保護成效支付費用,預計每年可動員500億美元用于亞馬孫雨林保護。
中國代表團在"巴庫至貝倫路線圖"討論中提出,應建立"氣候融資快速通道",簡化國際金融機構審批流程,這一建議得到70多個發展中國家響應。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氣象局推出的"媽祖(MAZU)"早期預警方案成為南南合作典范。該方案結合傳統智慧與現代科技,已為東南亞、非洲12國定制防災系統。
COP30的一大創舉是設立全球首個"碳移除(CDR)展館",標志著負排放技術從邊緣議題進入全球治理核心。
由負排放平臺(NEP)主導的CDR30展館,集中展示了冰島直接空氣捕獲、巴西生物炭、美國生物油儲存等前沿技術,吸引了200多家企業參展。
此外,盡管目前CDR碳信用僅占自愿碳市場的1%,但牛津大學研究預測,隨著歐盟、英國計劃將CDR納入碳交易體系,2030年市場規模將突破千億美元。
中國企業在生物炭領域的突破備受關注,mati carbon等企業已在巴西開展試點,年固碳能力達10萬噸。
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治理同步提速。甲烷作為增溫潛勢是CO? 28倍的強效氣體,首次成為大會單獨議題。
中國出臺的《甲烷排放控制行動方案》提出,2030年煤礦、農業甲烷排放較2025年下降15%,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借鑒的路徑。
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在相關峰會上強調:"非二氧化碳氣體減排是'低成本見效快'的關鍵抓手,必須納入各國核心行動清單。"
自COP27建立《公正轉型工作機制》以來,如何避免轉型過程中"掉隊群體"被忽視,始終是談判難點。
COP30通過的《貝倫公正轉型框架》首次明確三大優先領域:能源轉型中的工人再就業、發展中國家工業升級支持、原住民權益保障。
巴西的"能源轉型培訓計劃"成為實踐樣本。該國為亞馬孫地區傳統伐木工提供光伏安裝技能培訓,已有8000人實現轉崗。
中國在"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中發起 "公正轉型伙伴計劃",承諾為發展中國家培養10萬名綠色技術人才。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所長呂文斌指出:"公正轉型不是負擔,而是新的發展機遇,中國新能源汽車、儲能產業的崛起,正是轉型創造紅利的例證。"
氣候治理中的中國力量
在單邊主義暗流涌動的背景下,中國的多邊主義立場愈發凸顯。
大會首日,中國角舉辦的南南合作高級別論壇吸引了100多國代表,論壇發布的《南南合作氣候行動案例集》收錄了55個實踐項目,從肯尼亞光伏電站到古巴生物多樣性保護,展現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
中國在新能源領域的成就為談判增添底氣。2025年光伏裝機容量預計突破10億千瓦,新能源汽車出口量占全球60%,儲能成本較2020年下降40%。
中國氣象服務協會會長許小峰表示:"這些成果讓中國從'規則參與者'變為'標準制定者',在碳市場、綠氫等領域擁有了更多話語權。"
中國的南南合作正從普惠式援助轉向定制化合作。
針對小島嶼國家的"氣候適應專項基金"已撥付20億美元,用于海平面上升監測、珊瑚礁保護等緊急需求。
在非洲推出的"綠色農業技術包",結合當地氣候條件改良種子品種,幫助500萬農戶減少甲烷排放的同時提高產量。

"媽祖方案"的推廣彰顯中國智慧。該方案將臺風預警與傳統文化結合,在菲律賓、越南等國的準確率達92%,聯合國減災辦公室評價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成本可控、易于操作的預警模式"。
這種 "技術本地化" 思路,打破了以往國際合作中"一刀切"的弊端。
行動紀元的荊棘與曙光
盡管大會取得階段性成果,但深層挑戰仍未消解。
資金缺口仍是最大瓶頸,發展中國家提出的1.3萬億美元年度融資需求,與目前承諾的3000億美元存在巨大差距,且發達國家對資金性質的模糊表態,可能延緩落實進程。

地緣政治的干擾同樣不容忽視,中東、歐洲等地的沖突分散了氣候行動資源,美國的消極態度更削弱了多邊合作基礎。
系統轉型的協調性不足更為棘手。能源轉型與工業脫碳的不同步、農業減排與糧食安全的平衡、各國政策周期的差異,可能導致"轉型孤島"現象。
巴西學者薩穆埃爾?斯佩爾曼指出:"全球氣候治理已進入'深水區',涉及利益調整的難度遠超規則制定階段。"
《貝倫宣言》的達成,為未來十年行動指明了方向。
要實現1.5℃目標,需在四個維度持續發力:
一是建立NDC動態更新機制,將目標與最新科學發現掛鉤;二是推動氣候融資機制改革,簡化審批流程、擴大贈款比例;三是構建 "技術、標準、市場" 協同體系,加速CDR等技術規模化應用;四是強化多邊主義共識,對未履行承諾的國家建立"點名機制"。
貝倫不是終點,而是新起點。氣候行動沒有旁觀者,每個人的選擇都將決定人類的未來。
中國代表團在總結發言中承諾,將在2026年前啟動10個國際綠氫示范項目,繼續擴大南南合作范圍。
當COP30的燈火在貝倫熄滅,亞馬孫河的流水仍在不息奔涌。
這場大會留下的不僅是28項成果文件,更重要的是確立了"行動優先"的全球共識。
從1992年的里約峰會到2025年的貝倫大會,33年的氣候治理歷程證明,多邊主義是唯一出路,務實行動是最好答案。

1.5℃目標的存續期已進入倒計時,貝倫時刻的意義,在于讓世界看清,氣候危機不是遙遠的威脅,而是當下的挑戰。
應對行動不是可選的責任,而是必行的使命。
正如COP30候任主席安德烈·杜拉戈在閉幕詞中所言:"我們已站在臨門一腳的位置,現在需要的是勇氣、團結與速度。"
從亞馬孫河口出發,全球氣候治理的行動紀元,已然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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