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能源署（IEA）最新發布的《2050年凈零能源報告》強調，世界需要通過“清潔能源投資的歷史性激增”來規避氣候變化帶來的嚴重影響和風險。然而，由于某些地域的管制價格和稅收利好化石燃料市場，可持續能源投資有時會面臨艱難的抉擇。

上述市場扭曲往往使價格機制不能充分地發揮作用，阻礙更為清潔的能源未來的實現，IEA 長期以來一直支持國際社會努力逐步消除這些扭曲。在最近的七國集團峰會上，領導人們重申了自己的承諾，即到2025年逐步淘汰低效的化石燃料補貼，并呼吁所有國家加入他們的承諾。“這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釋放大量財政資源，以支持能源轉型”，如公開的七國峰會公報所說。

為了促進市場扭曲的消除、推動全球能源轉型，IEA監測了世界各地消費者支付的能源價格，將其與充分反映全部市場價值的參考價格進行比較（即價差法），通過這種方式，經過一段時間的數據積累可估計全球化石燃料消費補貼的規模。

2020年，化石燃料需求萎縮和價格下跌使這些消費補貼降至歷史新低：我們估計化石燃料補貼將至少減少1800億美元，大約比2019年的水平減少40%，這是自IEA2007年開始跟蹤化石燃料補貼以來的最低年度數據。然而，燃料價格和能源消費量的反彈，疊加能源價格改革進展遲滯，可能會在2021年再次推高這些消費補貼。在各國需要加倍努力、提速推進能源轉型之際，這一趨勢令人擔憂（見圖1）。

2020年，化石燃料消費補貼的下降得到了一些國家政府的支持，這些國家力促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接軌（見表）。然而，化石燃料消費補貼的下降，更大程度上是因為全球能源價格和消費量下降的純機械效應，這縮小了管制價格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差距。

在IEA對能源價格的逐年追蹤中，不同定價方式的差異顯而易見。采用市場化定價的國家遵循基本的原油價格變化（這些價格變化效應通過煉油部門傳遞給消費者，時間上會有一些滯后）。這可以從美國、德國和意大利的數據中看到（見圖2）。盡管如此，由于各國對柴油、汽油和其他燃料的稅收和收費差異較大，實際價格水平遠非統一。上述費用往往是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甚至能在一些國家的財政收入中占比高達10%，因此，隨著化石燃料消費在能源轉型過渡期間的減少，公共政策易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然而，也有一些國家的價格情況要么對國際價格水平缺乏反應，要么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限制。在上述數據中，尼日利亞和烏茲別克斯坦的最終用戶汽油價格在2020年原油價格大跌后幾乎沒有變化。IEA的多國價格數據清楚地顯示了各國最終用戶價格的巨大差異，在有能源消費補貼的國家，能源價格最低。

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社會和經濟動蕩中，燃油定價改革的復雜性再次凸顯。政府定價與市場化油價之間的差距縮小，降低了政治或社會反彈、通脹沖擊的風險，使得全球油價下跌為改革提供了機會。在主要油氣生產國，油氣收入的減少造成了嚴重的財政壓力，加大了取消隱性燃料補貼的阻力。還有一些國家的價格改革雖然取得了進展，新冠肺炎疫情卻致使政府為了支撐民生生存和企業財政，維持甚至加強了消費者補貼，而這些支持政策往往集中在電力部門。

在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后，化石燃料價格在2021年有所上漲，這加大了國際市場價格與一些國家消費者低價、固定價格間的差距。在缺乏進一步促進改革的動力和舉措的情況下，這將增加政府財政預算的壓力，助長化石燃料消耗的浪費和產生更高的排放量——在日益頻發的極端天氣和嚴峻的環境問題下，所有這些后果都是世界各國無法承受的。

重新推動能源價格改革至關重要。IEA關于2050年凈零排放的最新分析再次強調，取消低效的化石燃料補貼是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組合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可供決策者參考的成功改革案例表明，設計完善、合理有效的逐步淘汰方案具有多重益處。改革成功的要素是顯而易見的：一個能為消費者釋惑、條理清晰的明確時間表，旨在減輕對社會各層級中最貧弱地區影響的戰略性計劃，以及努力增加高效設備的供應量來緩沖價格變動對所有消費者的影響。能源價格改革無疑面臨著政治上的挑戰，但如果人類社會要走上實現能源更為可持續發展的正軌，從經濟和環境因素而言，能源價格改革勢在必行。